批判、继承和超越。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他们从各自不同的出发点、立场、原则、方法出发来猛烈的批判近代哲学以及西方哲学传统。第一,他们批判了近代西方哲学把世界二元化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传统。第二,批判近代哲学的哲学观。近代哲学的任务是去建立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以及企图使哲学成为一切科学和知识的基础,成为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他们要追求绝对普遍的永恒真理、终极存在。恩格斯宣告了这种近代哲学的“终结”,后现代主义则宣布大写的哲学死了。第三,他们批判了近代的先验的形而上学的理性原则和极端理性主义。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是抽象的先验的不证自明的东西,用理性代替了中世纪的上帝,理性成为万能的君主和神明,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近代哲学家们认为一切都是有理性的,都是符合理性的原则,理想的社会应是理性的社会。近代的资产阶级由抽象的理性主义原则,企图在人类历史上建立他们梦想中的理性千年王国,这种极端的理性主义和先验的理性概念以及与人无关的独立自在的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一同被现代哲学所抛弃。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就其理论的社会阶级基础来说，是以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的新哲学来取代作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的旧哲学，其根本目的是促进无产阶级推翻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由此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获得解放的思想武器。无产阶级只有把哲学作为精神武器,才能消灭一切剥削和奴役,才能实现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放。哲学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真正现实的哲学。
宗教之天。宗教意义是天概念最古老的内涵，天的这种宗教涵义，在商周时代已有了较完备的发展。殷人崇拜天，以天为神，称之为“帝”，并赋予天以一元的形式和意义。但殷王在祈天降福时，必须首先祭祖，因为只有祖先才有资格代为传达自己的心意。天帝神与祖先神的崇拜是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的，殷人的这种观念可称之为“祖先一元神”。周人则将上帝神与祖先神严格地区别开来，上帝是至上神灵，神间的主宰。祖先种只是凡间的主宰，不再被视为神灵。这种天人相分的观念与行为，在使天的观念清晰和独立的同时，越来越彰显人的力量。迨至西周晚期，宗教之天开始受到怀疑与批判。“浩浩昊天，不验其德” （《诗经．雨无正》）。但是，宗教意义之天从来就没有真正被彻底摧毁。无论是孔子的“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还是董仲舒的“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语》），都证明宗教之天在中国思想文化中具有绵绵不断的生命活力。伦理之天是从宗教之天中分离出来并经转化而形成的，这种转化因归功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人文主义运动。在实现这一转化的过程中，老子、庄子以及子产等人的怀疑批判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伦理意义之天在周初已经萌芽，《诗经》云：“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材料，是《诗经》中的“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上天的敬穆之德，是不停施与的。这既是对天自身内涵和运动属性的客观描述，又是对天之生生之德的大力赞颂。
这是因为实际情况却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中庸”或“中道”（mean）与先秦儒家所说的“中庸”的确是基本相同或者说是极其相似的，而且这一点,更尤其集中地体现在“避免过度和不足”上。除此而外，我们似乎再看不出中国人所理解的“中庸”中到底还包含着其他别的什么特殊的含义，也似乎再看不出由此还会产生其他别的什么新奇的联想。而在这一点上，董文的情况则又与此恰恰相反。其主要问题便在于：在对亚氏之所谓中庸之道的了解程度上，却表现出了过于自信，或者说是自负。 在当下的中国学术思想世界，研究中国古典哲学的不懂西方哲学，治西方古典哲学的却又对中国哲学一无所知，原本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正所谓“隔行如隔山”者是也。因此发生上述无知、自负的现象，也同样应当说是十分正常的——对前者而言，西文无疑乃是外语；仅就后者而论，古汉语无疑也同样应当说是一门外语。于是乎用西文和古汉语写就的“民族之书”或者说“大书”（the great books），对此二者来说，无疑就是“天书”。而“天书”则是人所看不懂的。看不懂而说懂，就是不懂装懂，就是无知之无耻之耻，就是孟子之所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当然也就不是孔子之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韩非子尝有言曰：“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因此在庄严而神圣的学问面前，今天我们大概还是要时刻铭记和严格遵照孔子曾说过的那句话：“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为好；否则，我们这个时代将永远不可能诞生什么古之“君子”，也永远不可能再产生什么大师级的伟大的思想人物了。试问：当今社会，又有哪位学界人士可以称得上是“兼通儒道”、“学贯中西”、“天下折中”的人呢？
